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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之友》 法官思维方式的反思与重塑——以法官多重角色冲突为视角

发布:admin 来源:通州区人民法院 关注度:4143

法官思维方式的反思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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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官多重角色冲突为视角
   
面对事实和法律,法官该如何思维?这本来应当是清晰而确定的,但由于司法活动的实践性和复杂性,人们的认识却常常陷入模糊和冲突之中,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思维是行动的先导,法官思维对法官司法行为有重要影响甚至起决定作用。实践中,法官对复杂案件的裁判观点并不一定相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官在案件事实上认识有差异,另一方面则是法官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法律适用。因此可以说,法官思维方式比其法律知识还要重要,因为法律知识可以通过书本学习获得,但职业化的思维方式需要多年的审判实践方能养成。201479,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目标,这一目标强化了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权力与责任,亦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育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思维方式由此显得更为迫切。当前法官思维方式尚不能适应司法改革的要求,如习惯于考虑法外因素、过多追求案件解决的短期效果、忽视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护等。本文首先提出法官法律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然后从法官角色的角度入手分析原因,最后对法官如何塑造正确的思维方式提出构想,以求教于方家。
   
一、问题提出:法官思维方式的现状检讨
   
(一)过度政治化思维。政治思维,是指凡事(包括法律问题)都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政治思维的特点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得失,以此作为决策基本因素。在我国,法官办案的政治性倾向非常普遍,如当案件裁判与党委政府的政治要求冲突时,法院和法官往往以大局稳定人民利益为由不敢、不愿裁判;在社会舆论和媒体关注度高的案件中,为迎合、讨好民意,对本应从法理的角度适用法律的案件,法官却以一般性的社会公众常识为根据适用法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但是各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突出,与法官配合支持当地党委政府的某些政治要求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习惯行政化思维。所谓行政思维,即行政领域中下级以服从乃至依附于上级的个别性的指示、命令为原则的一种思维方式。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强调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在审判程序的启动、运行和终结直至裁判文书的签发过程中,法官都是相当程度上听命于部门领导和院领导的行政命令,法官只是一个承办人而已,并不享有实质性的独立审判权,法官日常工作趋向为命令-服从的行政行为模式。表现在:当法官遇到疑难案件时,没有查明复杂事实和厘清争议焦点的勇气,而习惯选择向领导汇报或向上级法院请示;由于部门领导对承办法官的案件质量负有领导责任,也习惯用命令的方式指导法官办案,在事实调查、证据分配、案件定判等给出的意见,法官一般应遵照执行。有的法官明知领导不了解案情,甚至观点错误,但迫于压力,仍照办不误。
    
(三)泛道德化思维。泛道德化思维把目光着重于道德,仿佛今天我们遇到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等所有问题都与道德有关。传统法律思维中,天理、国法与人情都是法官思维的重要参考,道德与伦理会经常合理地进入到法官的思维中去。法官调解时常常运用道德或伦理的力量说服当事人,判决书说理也将法律规定与道德说教相提并论、相互论证。道德思维在民事审判中尤为明显,法官运用道德和伦理的频率甚至要高于法律。如在婚姻家庭和邻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基本上都属于熟人社会的成员,而熟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道德治理、习惯法制约的社会。在法官耗费大量精力向他们释法和进行通俗易懂的道德说教之间,他们更加愿意选择后者。但是,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呈现是一种不稳定和非理性的情绪。现实中,当事人在法庭的陈述通常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法官很难从道德或情理上进行评判,如过多考虑道德因素,将陷入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
   
(四)偏重策略性思维。现行案件质效考评体系将法官的办案工作量化为结案数、上诉率、申诉率、服判息诉率、发改率等指标。法官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考评指标,其关心重点不再是实现法律匡扶正义的功能,而是采取一种策略性手段,追求如何尽可能地多办案件,快结案件,同时避免案件裁判后当事人上诉、上访,甚至不惜在指标上造假。苏力教授将这种策略性做法概括为:法官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解决好纠纷,而不是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有关法律规定往往只是法官处理问题的一个正当化根据,或者是一个必须考虑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有意规避的制约条件。笔者认为,在司法策略性思维中,法官重点追求的是短期、直观的罢诉息讼的实际效果,从长远来讲,并不利于司法公正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化解。比如,法官为避免案件被上级法院发改,通常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进行调解。虽然调解具有自身优势,但是由于调解简化了诉讼程序,有利于法官规避办案风险,法官往往将审判的强制性因素融入调解过程,压制或诱使当事人向调解方案靠拢并形成调解合意,使得一方当事人不得不自愿牺牲掉自己的部分权益,产生隐性的司法不公。
   
二、原因探究:对法官多重角色冲突的解读
   
角色,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客观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观努力适应社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在社会结构中,附属于某一地位的一组角色被称为角色丛,而每一种角色都会产生相应的角色期待和角色意识。在我国,法官角色丛可分为法律人角色、政治人角色、行政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四种。
   
(一)法律人角色
   
法官法律人角色首先源自立法规定。《法官法》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其职责是依法参加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案件;担任法官必须要具备一定法律知识且从事了一定期限的法律工作。其次,法官法律人角色体现在法官司法行为的唯一依据是法律,而不是其他社会规范。西方把法官作了很多经典比喻:孟德斯鸠认为法官是只讲法律的嘴,马克思认为法官没有别的上帝,法官的唯一上帝就是法律,德沃金将法官比喻成法律帝国的王侯,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
    
(二)政治人角色
   
政治人角色是指,法官作为国家权力体系的一员,必须接受国家权力组织原则的制约。我国法官除履行司法职责外,还必须承担维护政治稳定的特殊使命。具体表现为:政治素质上,法官要政治坚定,服从党的领导;在审判理念上,要有大局观念,不能就案办案;在审判方式上,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能高高在上;在审判效果上,不仅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政治效果。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提出:审判工作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做法律家也要做政治家。
   
(三)行政人角色
   
法官行政化角色表现在三个方面:1、法官职级的行政化。《法官法》将法官分成12个等级,法官中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职务,同时法官还被确定为科员、科级、处级、厅级等行政级别,在法院从事行政、后勤、人事工作的在编人员大多也被称为审判员,并被纳入一个统一的行政级别体系之中。2、审判业务运作方式行政化。法官业务运作方式行政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庭长、院长批案制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制。普通法官与担任领导的法官实际上行使的审判权大小并不相同,院、庭长可以签发文书定案把关等名义对案件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否定承办法官的裁判观点。3、人事管理行政化。法官与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样,不但要接受院党组领导下的政治部门考核,其职级晋升和工资、奖金多少也由组织部门考核决定。  
    
(四)社会人角色
   
虽然法官职业是专司正义、解决纠纷的事业,但是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与普通人一样生活在鲜活的现实世界中,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对法官的司法行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西方的契约社会特征不同,我国是以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人情社会关系面子人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人情法则,置身于其中的法官,要获得大众的接纳,融入社会生活,不可能完全无视来自法律世界之外的人情因素的压力。因此,一旦法官个案中遇有说人情打招呼干扰时,会更加谨慎地平衡当事人利益甚至进行某些隐蔽的偏袒,在解决纠纷的同时,而不至于得罪为案件打招呼的人。
   
三、重塑路径:养成正确的法官思维方式
   
(一)筑牢法律人角色,坚守合法性思维
   
合法性思维,是指法官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应当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中而不是从其它社会规范中寻找裁判的正当性依据。与政治思维和道德思维的开放式、随机式不同,合法性思维是一种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和遵守先例的思维方式。合法性思维意义在于,它不仅是确保法官司法行为合法的前提,更是维护法院公信和权威的基础。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法院的权力来自于法院行为的合法性,法院必须尽全力维护这种合法性,否则法院的权威将受到损害。美国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写道:诚然,合法性受到损害后还可以恢复,但非常缓慢。本法院不同于政治机关,被如此削弱的法院不能通过选民的重新授权恢复其原有地位。即使法院能够以某种方式接受民意测验,其坚持原则的品格的丧失也不会通过如此的投票得以恢复。因此,司法行为的合法性要求法官与法律人角色融为一体,合乎逻辑地诠释和适用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不能任意曲解和变更法律原意,防止司法恣意专横
   
(二)拒绝行政人角色,培养独立性思维
   
独立审判程度之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法治水平高低的重要衡量标准,如果法官不独立审判,而是依附于其他权力,人民对法治的信心和对法院的信任必将遭到打击,法治实现无从谈起。四五改革纲要在八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其中,建立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和减少个案的审批、请示制等均剑指法院行政化问题,以突出法官审判的主体地位。四五改革纲要的实施无疑是破除当前司法体制弊端的重大历史机遇,但法官独立思维的养成不能仅靠顶层制度设计,法官自身还要注重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法官应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自主裁判,突出责任意识,在审判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状态,不人云亦云。囿于我国法治环境尚不甚理想的现状,法官仍然会承受很多法律之外的压力,但这些都不应成为滥用审判权、枉法裁判的理由。作为一名法官,应当具有法律的卫道精神,面对不合法的要求,无论压力多大,也应当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尊重案件事实,运用其对法律的把握和裁判经验独立地做出判断。同时法官也应加强自我约束,审独自律,不推卸个人责任,不坐等制度改变。审判独立行使的实现,不仅在于制度的创建,也在于法官的奋起。 
    
(三)兼顾政治人角色,树立平衡性思维
   
司法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国家的政党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影响。我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差异,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不是三足鼎立的格局。司法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保障,人民法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因此,我国法官必须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在坚守合法性思维的前提下,适时地回应中国社会的需求,确保法院审判的不偏离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推进司法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是一种城乡分割、差序格局的社会。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存在的不同的风俗习俗和村规民约,即所谓的习惯法。由于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有冲突的一面,也要求法官审判时要兼顾农村社会的习惯法,尊重农民法律世界外的正义观,这也是法官树立平衡性思维的应有之义。
   
(四)摒弃策略型司法,养成程序性思维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法官思维不可或缺的特征。程序公正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所谓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通过多年的改革,法官的思维方式有了较大的转变,认识到程序公正在司法中的重要价值——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实体不公影响的只是个案,程序不公破坏的是整个的机制。在当前大力推进司法公开的背景之下,法官必须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策略型思维,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让当事人充分参与诉讼的过程,以看得见的方式裁判,打消当事人对诉讼过程的猜忌和疑虑,亦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和权威。

作者邓建华  发表于《法官之友》2015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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